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东南亚国家均先后被日本侵占。
在改革、重构税制体系的过程中，需要特别强调扩展地方征税权的重要性。转移支付制度改革的总体目标，就是建立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导的转移支付新体系。
其中，以土地出让金为主的土地收入是首屈一指的地方预算外收入来源，俨然成为地方的第二财政。资源税在现阶段可保留在省级政府拿大头，以平衡各方利益关系。最突出的就是土地财政问题。旨在实现政府更高职能的专项转移支付占比偏高，由于其指定用途、项目决策随意等特点，导致地方政府跑部钱进等现象，资金分配的公平性和使用效率均大打折扣。可见，营改增既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收尾工程，也揭开了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序幕。
未来的改革路径，应以实现真正的财政分权意义上的分税制为目标，以构建科学合理的地方税体系为重点，由分税收向着分税权转变。楼继伟在其新书《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再思考》中提出按税种经济属性划分各级政府税收收入，这体现了尊重规律的精神，也明确了今后改革的方向。如果经济增长仍靠短期的政府支出维持在高位，这些问题非但不能解决，反而会加大解决难度。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未来经济的持续增长依然是离不开投资的，不然，经济增长就是无源之水。在投资驱动和消费驱动问题上，必须先弄清投资部门分为公共投资和个人（民间）投资，对这两种来自不同部门的投资，应该采取有所区别的态度。格里纳韦：我认为，刺激中国经济仍需借助拉动内需，改变以往投资拉动的模式。您如何看待区域贸易对WTO的冲击？两者最大冲突在哪里？ 格里纳韦：这的确是事实，如果你建立自由贸易区，就不可避免地要触碰到非歧视原则，而非歧视原则是WTO最重要的一项原则。
现在，连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自贸协议也在考虑升级到投资与金融领域。格里纳韦：的确，中国经济增速正在放缓，但在西方，7.5%的增长速度已经让人叹为观止了。
当然，我承认，中国能否最终加入TPP，地缘政治在其中将扮演重要角色。这将给全球战略带来怎样的变化？ 格里纳韦：显然，欧盟非常热切地希望能达成某种形式的双边协议，而非在WTO的原有框架内进行谈判协商。这其中也包括发展债券市场，使得地方政府可以自主发债，而非过分依靠银行提供信贷，作为解决地方债务的一个手段。在此背景下，如何推动新一轮的世界贸易大发展？ 格里纳韦：包括美国、西欧在内的经济体都增长迟缓、经济疲软，碰巧他们都选择了量化宽松政策来刺激经济活力。
在欧盟境内，德国经济依旧强大，但强在制造业，弱在服务业。我认为，美国出台这一系列政策的目标在于逐步刺激经济，任何使其货币贬值所带来的后果都是副产品，而非其政策出台的首要考虑。中国政府也适时地提出了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而生产率的提升，依然需要资本的投入，包括人力资本的积累。
因为我们与美国差距巨大，增长潜力上空间仍很大。二是教师，即便身为校长，他仍不离三尺讲台，坚持给大学一年级新生教授当代经济问题课程。
金融领域、投融资体制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的推进有助于提升中国经济未来的潜在增长率，也有助于促进结构调整和升级。按常规，只有当贸易壁垒从一个国家转向另一个国家，且面临错综复杂的局面时，你才需要借助WTO的非歧视原则。
我相信这样的谈判将旷日持久，至少将持续一年以上，我不指望在两三个月的谈判中能取得什么实质性成果。要把没有效率的投资压缩到最小份额，就需要将越来越多的投资交给市场分配，而非过多地集中到政府部门进行分配1979—2009年的经济增长呈一条以8%—12%为区间、约10%为中线的趋势增长率曲线。现在，在国内外新的经济环境背景下，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下降的换挡期。三是关于宏观调控的换挡定位，提出中高速增长的命题，即当前我国经济已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宏观调控要保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过去，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是经常冲出上限，因此对上限的把握成为宏观调控中的突出问题。
第二梯队，人均GDP在10000美元以下、6000美元以上（也就是高于6091美元的全国平均水平），有8个地区：辽宁、广东、福建、山东、吉林、重庆、湖北、陕西。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2.57%，这是按照城镇常住人口统计的，包括了在城镇居住半年以上的进城农民，但他们还没有完全融入现代城市生活。
经济增长先从高速转入中高速，分阶段地逐步下降是有利的。关于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幅度问题，近两年多来引起学术界的热烈讨论。
根据过去30多年的历史数据计算，在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条件下，相对应的GDP增长率为8.93%。依据2012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人均GDP的统计数据，全国各地发展水平可分为四个梯队：第一梯队，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有6个地区：天津、北京、上海、江苏、内蒙古、浙江。
这体现了我们主动将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使经济发展更加注重转方式和调结构，更加注重提高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如果经济增长率过快、过急地大幅度下降，不利于转方式、调结构，不利于稳定市场预期。与一般制造业产品产能严重过剩并存的是，许多公共品或准公共品的供给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关于适度区间的上限，可从物价上涨率把握，也可从经济增长率把握，而二者一般是密切相关的。
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的含义 经济增长的适度区间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社会的物力、财力、人力即综合国力所能支撑的潜在的经济增长幅度。现在，我国经济发展开始进入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新阶段。
从目前看，我国的城镇化还是不完全、不成熟的城镇化。有观点认为，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是一个大幅度的突变过程。
第四，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正在向纵深发展，国内市场和需求的回旋余地很大，加之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推动，充分释放改革红利，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转变政府职能，我们有条件实现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国际上，中国经济恶化论、崩溃论、硬着陆论、复苏夭折论等说法再次泛起。
这一下滑趋势给现实经济生活带来许多问题，并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担忧。在这个新阶段，要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从宏观调控方面来说，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把握好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幅度，也就是把握好经济增长的适度区间，把握好经济增长速度究竟换到哪一挡。第四梯队，人均GDP在4000美元以下，有4个地区。因此，可以把GDP增长率9%作为适度区间的上限。
这回答了宏观调控要不要出手的问题。也有观点认为，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可以是一个逐步的渐进过程，先由高速降到中高速，然后再降到中速，分阶段地下降。
但实际上，1979—2010年的32年间，经济增长率超出10%（含10%）的年份就有16个。那时，学术界一般认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适度区间是8%—10%。
二是关于宏观调控的政策规则，提出合理区间的命题，即宏观调控要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经济增速下降具有惯性，由此，经济增长由过去经常冲出上限转变为要守住下限，对下限的把握成为宏观调控中的突出问题。
